公司名称：上海崇明经济开发区

　　基于深入研究和长期实践，王树海认为，税收政策过于“优惠”，实际上并不利于私募股权基金的长远发展。PE投资具有全国性，吸引PE基金落户并不意味着该基金对省内实体经济的投资力度加大，所增加的仅是账面GDP。事实上，各地竞争性质的优惠措施反而引发会计处理争议，也不利于社会资金投入实体经济。
　　在西方，政府为弥补在附加权益征税方面的“漏洞”，已经加强了对银行、PE和对冲基金的监管。与此同时，在华投资回报率高，政策和税收限制少，这让中国成为了PE公司的理想地。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：中国对PE公司给予税收优惠，美国对本土并购公司加强税赋。
　　包括黑石、凯雷、TPG在内的外资PE公司均已经与几个城市的相关负责人商讨设立人民币基金的事宜。PE公司在美国因为过度追求自由市场和资本化而备受质疑，因此在中国受到的热捧让人颇为意外。TPG*近在重庆成立了第二只人民币基金——中国西部成长基金，其他PE公司也正在伺机进入中国。
　　2008年金融危机前，监管上的麻痹，给PE留下了巨大的自由活动空间。对冲基金通常都会设立离岸基金，这样不仅可以避税，还可以避开美国和欧洲法律的投资人数限制。从经验上看，无论是凯雷和黑石这样的国际巨头，还是鼎晖和弘毅这样的国内玩家，都会选择诸如维京群岛、百慕大群岛、开曼群岛、都柏林和卢森堡这样的地方作为注册地。在监管机构的默许下，PE在有利的环境下，操作了一个又一个的造富游戏。但是，金融危机爆发后，各种弊端都暴露出来。各国政府和大型投资者吃惊地发现，在原先监管缺失的环境下，金融世界的弄潮儿，竟然有这么多是“裸泳”的。美国和英国成为此次危机的*大受害者，因此他们呼吁监管的声音也格外响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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